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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世紀，法國南部地中海港口馬賽，憑借著大西洋沿岸商業的逐漸繁盛，以及當地位居陸上與海上商路的匯集點，成為西歐貿易中心。原本興盛的地中海貿易因此逐漸失去龍頭地位。

 當時靠著地中海起家的意大利西北部城邦熱那亞，面對大西洋地位上升及馬賽的威脅，他們沒有束手待斃，反而建立史上第一個自由港，商人也跨出地中海，積極參與大西洋沿岸貿易，從巴塞隆納、摩洛哥、葡萄牙到非洲大西洋沿岸，都有熱那亞商人身影。16世紀下半葉，熱那亞在這些地區貿易中已取得支配地位。后世稱這段時期為熱那亞的“黃金盛世”，就是在面臨大西洋的威脅下締造出來的。

 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成立，對臺灣也許是威脅，但這就像當年熱那亞面對大西洋與馬賽的競爭一樣，危機未必不是轉機。臺灣仍可仿效熱那亞，主動爭取上海自貿區這個“威脅”帶來的好處。

 危機可以變轉機 搶近水樓臺之便，接收上海遺珠企業

 上海自貿區即使對各國企業有極大吸引力，但它能容納的廠商規模數量仍是有限的，在眾多廠商競爭下，上海自貿區的進入門坎也會被推高，進入上海自貿區的“資格”將變成一項有價資產。

 這些“資格”，最后將會落入能在上海自貿區內創造出最高收入的企業之手，因為只有他們才支付得起要進入此區的高昂進入門坎，那些無法在上海自貿區內創造出高收入的企業，就將成為“遺珠”。

 對這些“遺珠”企業來說，即使支付不起進駐上海自貿區的高門坎，他們仍會想就近分享上海自貿區的好處。臺灣未來的機會，就在于接收那些“遺珠”企業。

 從臺北飛行到上海的時間，比從香港及韓國、日本等大城市飛到上海的時間都要短。如果能在企業心目中，建立起臺灣與上海“近水樓臺、利益均沾”的地位，他們就有可能將進駐臺灣列為“次佳選擇”。

 但要能吸納上海自貿區的外溢好處，臺灣本身至少要有兩個條件：

 一、降低兩岸間交易障礙。唯有將兩岸之間的交易障礙降低，那些想就近分享上海自貿區好處的“遺珠”企業，才會將臺灣列入考慮。如果兩岸間交易障礙過高，則企業不會想到臺灣。

 二、發揮比較優勢。上海自貿區即使有“絕對優勢”，但它不能每件事都做，它的有限資源，仍只能投入那些它做起來成本相對較低的事。至于那些成本較高之事，就是臺灣可以努力的方向。

 但臺灣的比較優勢，不是靠少數專家或官員設計出來的。過去“亞太營運中心”的失敗，就是一群官員專家自認為臺灣具有比較優勢，投入大筆資源打造軟硬件。但這種閉門造車式的優勢，不是經過市場“適者生存”優勝劣敗脫穎而出的，而是靠政府資源扶植出來的，結果就如同政府扶植的各種產業一樣，終究不敵市場規律而淘汰。

 任何單一個人，不可能具有設計整個國家未來走向的知識與智能。只有更開放的市場，給每個人最大自由去運用自己知識與經驗，嘗試各種不同機會，才能找出最適合他們做的事。這些經過市場考驗后生存下來的優勢，才是可長久的。

 現況卡在不夠開放 政府說一套做一套，扼殺產業優勢

 但要有更開放的市場，政府必須松開干預市場的有形之手。2013年的10月10日雙十節，馬英九在文告中將“自由經濟島”喊得響亮。但是對照現實，許多臺灣有優勢的產業，尤其是就業人口主力的服務業，仍在政府重重管制下，口號和現實仍有不小落差。

 例如，臺灣醫療業的優勢，是連中國大陸都公開承認的，上海瑞東醫院院長符振中就曾經說，臺灣的醫療能提供中國無法提供的“高質量、高科技，以及‘感動服務’。”

 然而臺灣的醫療業卻是被政府管制最嚴的行業之一。有些人認為，有了管制，才有臺灣的醫療優勢，這弄錯了因果關系。就如一個跑步健將即使吃壞肚子，雖然還是跑得比別人快，但絕不是吃壞肚子導致他跑得比別人快。事實上，若不吃壞肚子，他跑得會比別人更快。同樣的，沒有那些扯后腿的管制，臺灣醫療的優勢會更強大。

 這些對臺灣醫療優勢扯后腿的管制眾多，但其本質來自一個思維，就是不許把醫療當成營利事業，所有對醫療管制的法規，幾乎都由這個思維衍生而來。

 例如，臺灣的醫療業是不能打廣告的，《醫療法》第八十五條，對醫療廣告項目采“正面表列”：只有醫療機構名稱、地址、開業執照字號、醫師名字、性別、開業日期等，這些法條列出的項目才可廣告。

 以“正面表列”方式管理，是一種“只能在籠子里行動”的假自由，意思是“法律沒說的就不能做”。醫療業的行為，就被限縮在法律正面列出的這個籠子里。

然而，如果一家醫療機構對肝病有特別有效的療法，或一個醫生看腎臟特別拿手，為什么不準他們宣傳？

 廣告可降低消費者搜集訊息的代價，不準醫療機構打廣告，消費者對醫療信息的需求并未消失，他們就得自己搜集，但他們大多不是醫療專家，無從判斷到底哪一家醫院、哪個醫師、哪種藥對治病真的較有效。這些“外行搜集專業訊息”的代價，以及因此誤判訊息導致看錯醫生的傷害，都是禁止醫療廣告的后果。

 若允許醫療業打廣告，當然亦會有夸大造假，但競爭卻會制裁那些假廣告的業者。因為競爭的存在，其他醫療業者比一般消費者更專業、更有意愿揭穿對手的假廣告。就如A車廠若宣傳車子有什么超乎常理的性能，他的競爭對手B車廠就有動機向消費者揭發。

 門坎過高做小了格局 強者進不來，劣者淘汰不掉

 除了醫療外，老人贍養是臺灣另一個可以超越中國大陸的優勢。雙連贍養中心執行長蔡芳文說，中國大陸的民政部官員近來參訪臺灣的老人贍養機構，以借鏡臺灣的豐富經驗。

 但這個產業依然是在政府的重重管制之下，主管老人贍養機構的內政部社會司，有一個法規名為“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”，里面巨細靡遺的規定，老人機構寢室門的凈寬度至少80cm、床與床間隔至少80cm，日間照護設施樓地板面積至少每人10m2、休閑活動場地每人至少6m2等。

 這些規定的客觀結果，就是拉高這個行業的進入門坎。有志加入的業者，要負擔龐大成本來符合這些零碎規定，最后就只有少數人可進入。

 為何我們會見到虐待老人的贍養機構？為何我們見不到虐待顧客的餐廳、KTV？因為前者的進入門坎被政府拉高，市場競爭優勝劣敗的作用不能發揮，劣質業者沒有被對手淘汰的壓力。因此，政府這些規定看似保護消費者，其實卻是保護那些劣質業者。

 臺灣的醫療和老人贍養的共通點，都是不準把這些行業當營利事業來辦。但放眼市場上人們使用的各種產品，只要是讓消費者出錢又覺得滿意好用的，都是營利事業提供的。

 政府沒規定手機業者不許賺錢，沒規定手機該多長多寬，該有什么功能，該續電多久，消費者用得很開心。政府規定醫院不能是營利事業，不能打廣告，規定老人贍養機構空間須有多大，結果就是病人等病床要排隊、求診被醫生3分鐘打發、某些贍養機構虐待老人等。

 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，更開放的市場，就是對消費者最好的保護。當消費者的利益達到最大，任何對該產出有貢獻的資源、人力，也會獲得最大回報，整個經濟成長之道不過如此。

 更開放的市場，不是光在嘴上喊“自由經濟島”就可實現。過去臺灣相對于中國大陸的優勢，不過是制度上較為自由，也就是說，臺灣賺的其實是“制度優勢利潤”。

 但是，當上海自由貿易區成立，對岸和臺灣一樣，甚至更自由的時候，如果臺灣還繼續維持這些“扯后腿”的管制，最后就是讓對岸反過來賺走臺灣的“制度優勢利潤”。

 這也是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后，帶給臺灣最大的挑戰。